1955年，新中国为了表彰开国将领，举行了授勋和授衔的仪式。绝大多数将领都得到了与其功勋相匹配的勋章和军衔。然而，也有个别将领认为自己的军衔或者勋章被授得过低。例如，王兆相少将就认为自己应该获得三枚一级勋章，但他最终被授予的是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。 王兆相是陕北红军出身的，将革命经历算作其参军的资历时，算得上是老资格的革命战士。不过，如果从参军的时间来算，他相比其他一些将领，参军的时间要晚了几年。 在大革命时期，王兆相受到了哥哥王兆卿的影响，开始参与革命活动。王兆卿比王兆相年长一岁，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而王兆相在1924年考入了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，开始接受革命思想。这所学校在当时是革命的摇篮十大配资软件公司，李子洲等人就在这里创建了绥德特别支部，培养了大量的党员和共青团员。许多未来的革命者，包括李赤然、刘澜涛、安子文等人，也都曾在这所学校接受过革命教育。
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，王兆相带领同学们深入绥德周边的农村，进行革命宣传和调查，帮助建立了农民协会。随后，他又进入了国军的多个部队，开展兵运工作。到1930年代初期，王兆相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，但这支队伍最终在榆林的西岔河一带被国民党军打散。王兆相历尽艰辛，终于将幸存的几位指战员带回神木南乡。1932年，他参加了谢子长领导的起义，成立了红军陕甘游击支队，并且继续负责地方的工作。 1933年十大配资软件公司，由于叛徒的告密，王兆卿等人被捕并最终被杀害。 王兆相在哥哥的影响下，于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，成为党员，并长期从事地下工作。1932年，陕甘宁游击队成立后，王兆相担任了骑兵大队的支部宣传委员，随后又担任了26军的警卫队长。之后，他晋升为支队队长、团长、陕北红军独立师的师长，参与了神府根据地的创建工作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陕北红军为主的部队进行了改编，成为了留守兵团警备部队，王兆相被任命为团长，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。此后，他又调回延安学习，随着前线对干部的需求，王兆相被调往山东纵队，担任了1支队的副司令员。后来，他又调任鲁中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、清河军区分区司令员等职务。 解放战争期间，王兆相所在的渤海军区分区改编为独立旅，他担任了旅长，后来又被调任晋察冀工作，之后担任了东野6纵的师长、辽北军区分区司令员、49军的师长、衡阳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王兆相在1955年被授予了准军级军衔。在那时，评定军衔时，主要依据的是将领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职务和战绩。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正军职的，一般会评为准兵团级或正军级，而副军职则评为副军级。由于王兆相的资历较高，他被评定为准军级。 当时的授勋授衔更多关注战绩和职务，等级较低的军衔不一定能够反映一位将领的资历和贡献。王兆相的资历虽然不低，但在授衔时，他被授予了一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，并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对军衔的评定，王兆相并没有异议，但他对自己获得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有所疑虑。 一般来说，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的多为抗战期间担任团级或营级干部，而像王兆相这样担任过旅长的干部，通常应该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王兆相曾担任山东纵队1支队的副司令员，平级相当于副旅长；后调任鲁中军区、清河军区、渤海军区等地，担任分区司令员，相当于旅长职务。因此，他认为自己应该获得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。 虽然如此，王兆相最终还是没有提出异议，他想了想，认为自己在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，已经经历了太多先烈和战友的牺牲，自己也做出了很多努力，授勋授衔已经不再重要。尽管当时的授勋让他有些想法，但他并没有考虑提出申诉，而是坦然接受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。 在那个血与火的革命年代，指战员们并不会因为职务的高低而改变初心，大家参加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如今，革命的理想已经实现，王兆相没有任何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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